4月23日，上海的春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陈默抱着厚厚的文件夹站在周远山办公室门前，玻璃上的水雾模糊了室内的景象，却清晰映出他眉间的焦虑。昨夜他反复复盘钢铁股的操作，持仓市值蒸发25%的数字如同刺青，烙在视网膜上挥之不去。

“坐。”周远山的声音从办公桌后传来，他正在调整电脑屏幕的角度，藏青色西装的袖口露出半截银色袖扣，希腊字母Ω在晨光中泛着冷光。陈默注意到导师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盆仙人掌，干瘪的叶片上积着薄灰，与周围的金融数据形成荒诞对比。

“说说看，为什么买那只钢铁股？”周远山没有抬头，指尖在键盘上敲击，苹果公司（AAPL）近五年的PE曲线在屏幕上展开，2020年疫情期间的40倍PE峰值格外醒目。

“当时PB-ROE模型显示低估，市净率0.6倍，股息率超过6%。”陈默的声音略显僵硬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解释缺乏底气。

“2020年PE 40倍时，巴菲特为什么加仓苹果？”周远山突然发问，光标在2020年3月的曲线位置闪烁。

陈默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屏幕右下角的现金流数据上：“因为疫情后远程办公需求激增，苹果的现金流确定性增强，自由现金流增速维持在15%以上。”

“那钢铁股呢？”周远山敲了敲键盘，调出该钢铁股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曲线，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值如同一道伤疤，“它的自由现金流增速是多少？”

“-12%。”陈默下意识回答，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。他看着导师拉出的对比图表，苹果的自由现金流增速（CAGR）为18.7%，而钢铁股为-11.2%，差距达30个百分点。

周远山滑动鼠标，切换至1990年代美国煤炭股的历史数据：“看这只皮博迪能源（BTU），1998年PE从8倍跌到3倍，股价却腰斩。知道为什么吗？”他的手指划过负债曲线，有息负债占营收比从1.5倍飙升至2.8倍，“高负债吞噬了所有价值，当现金流转负，低PE只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。”

陈默对照手中的钢铁股财报，有息负债占营收比2.1倍的数字突然变得滚烫。他想起2018年抄底的ST股，同样的低PE幻觉，同样在财报季暴雷——那时他刚入行，以为捡到便宜，却忽略了应收账款占营收90%的异常数据。

“还记得我带你做的第一笔交易吗？”周远山突然起身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交易日志，“2019年那只消费股，PE只有12倍，但我们为什么放弃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