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几分钟，她才轻声说了一句：“随你们填吧。”

她穿好衣服，在凌晨五点医院换班之前悄悄离开。她没有多看那张婴儿登记表，只知道那张表会随着福利院的车到来而被带走，成为港城系统里的一个身份。

她沿着佐敦道走到地铁口，天刚亮，空气里混着夏天的潮味和消毒水残留。她突然停下脚步，默念：“她会比我活得干净。她不需要姓氏，也不需要原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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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乞求前雇主郭林颂恩在她的潇楠酒店集团里给她一份工作，她做着任何能换来现金的黑工。洗酒店床单，收垃圾，打扫私人诊所，夜里去茶餐厅洗碗，白天在酒楼帮人包点心。她从不问价格，只求不要被驱赶回国。

她租住在北角一间无窗劏房，半夜醒来经常咳嗽不止。起初她以为是尘螨，直到2004年的某天咳出一口血。

她偷偷去了医院，借用他人身份挂急诊。医生看完片子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肺癌晚期。”

她没有哭，也没有问多久，只轻轻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她拨通了那个她曾发誓永不再拨的号码——郭维峻的秘书。

她用尽全部勇气请求一个“会面”，并表明：“只是谈谈。”

三天后，她坐在中环的一间私人会所里，穿着多年前留下的佣人制服，脸色苍白，连腰都直不起来。

郭维峻准时出现，坐在对面，眼神中没有惊讶，甚至没有怜悯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他说，声音低而不耐烦。

“她还活着。”玛丽安娜的声音哑了，“我不求你认她。我知道你不会。但她是你的女儿。你能不能……帮她安排一个未来？”

郭维峻怒斥：“你拿这个来威胁我？”

“没有，我求求你。”她的声音在颤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缓缓从皮夹里抽出一叠钞票——还是那一招。

“我可以给你这笔钱。”他说，“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你最好带着那个孩子消失，再也不要回港。”

玛丽安娜看着钱，眼睛没动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你比我当初想的还冷。”

2004年4月17日，上午10:04，她在当年接生女儿的医院去世，死因是肺癌晚期并发器官衰竭。无家属。无保险。无财产。遗体无人认领。她的名字，在档案纸上被打了一个注销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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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心安儿童福利院里，四岁的张西蕾坐在铁皮滑梯下，抱着玩具熊的断腿，安静地望着栅栏外的街道。

她不知道自己原本不该出现在这个城市，她只知道，每周日，都有一个瘦瘦的女人戴着口罩，在栅栏外望她一眼。

最后一次，那个女人突然递给她一封长长的信，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离开了，再也没有来过。

她终于知道，那是她的妈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