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·港城

这是她怀孕进入第七个月的某个清晨。玛丽安娜从便宜的旅馆里醒来，洗完脸准备出门，手机却收到了五个拒绝短信，全部来自她投出的工作请求。

最直接的一条，只有短短几个字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不雇和郭家有关系的人。”

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庙街，街头的招牌霓虹开始收回，鱼蛋摊和彩票店开了早市，城市如常运转。但她知道，她已被从这座城市的合法运作轨迹中彻底剔除。

她的劳工签证即将过期，离职通报系统上，郭家只写了一句含糊评语：“不适应主雇文化，工作配合度差。”这句话在港城雇主圈，是死刑判决。

她试图找中介求情，对方听完她的名字，声音都降了调：“你怎么敢辞郭家的工？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他们在移民署是什么级别吗？”

她低头，不说话。

她曾考虑回菲律宾，但她很清楚一旦回去，她就彻底出局。没有工作签，她将再也不能进入港城。而她已经不是一个人，她的身体里还有一个生命。她也试过偷偷去私立医院，却被问起“身份证与保险号”后，被拒之门外。

最后她找到了一家藏在深水埗旧楼里的地下诊所，医生是个讲粤语的越南移民，替她做了B超。图像上，模糊的一团正在缓慢蠕动，一个没有身份、没有名字的小生命。

医生淡淡地说：“你身体太虚，不适合堕胎，容易大出血。”

玛丽安娜点点头，没有回答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她从未打算堕胎。

她住在庙街旁的劏房，楼道闻得到楼下清洁水渠的酸腐味。每天吃泡面，一碗能泡三次，洗衣服用冷水，夜里翻身都会惊醒。她白天靠帮旅店打扫赚取少量现金，晚上去帮忙卖二手电器。为了活下去，她甚至偷偷帮人洗楼梯间的玻璃。

她身上那份“酒店管理专业毕业证书”，已经开始发霉。

有一天清晨，她在油麻地海边散步，看见一个拾荒老人从垃圾桶里拉出一个黑色塑料袋，里面是刚出生的弃婴。老人尖叫着叫人报警，玛丽安娜站在不远处，眼睛眨都没眨一下。

她没有惊讶。

她只有一个念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我的孩子会不会也进那个黑袋子？”

她终于下定决心，她要留下孩子。她要用这个孩子，把属于她的真相，钉进这个城市的核心，哪怕她自己永远不能被承认。

她在一个破旧笔记本的扉页写下：“我的女儿，你的名字我还没想好。但你必须活着。你必须知道，你不是一个意外，而是证据。”

她从旅馆窗户望出去，高楼正在晨雾中苏醒。

她知道，自己已经没有明天。但孩子，必须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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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丽安娜躺在产床上，没有家属，没有陪产，也没有为她祈福的电话。她咬紧牙关，手指死死抓住金属扶手。没有叫喊，没有眼泪，只是盯着天花板那道剥落的白漆裂纹，仿佛用尽一生的力气在记住今天。

她生下一个女孩。

护士将婴儿清理后轻轻抱到她面前问：“取名？”

玛丽安娜的嘴唇动了动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只是轻轻摸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然后把头转向另一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