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，但郗虑很快被免职，刘劭被任命为太子舍人，后来升任秘书郎。黄初年间，他担任尚书郎、散骑侍郎。他奉诏收集《五经》及其他群书，按照类别整理，编撰了《皇览》。明帝即位后，刘劭被外放为陈留太守，他大力推行教化，受到百姓的称赞。后来，他被召回朝廷，担任骑都尉，与议郎庾嶷、荀诜等人一起制定法律，编撰了《新律》十八篇，并撰写了《律略论》。他升任散骑常侍。当时有传闻说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授予的燕王称号，有人建议扣留公孙渊的使者，派兵讨伐他。刘劭认为：“过去袁尚兄弟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，公孙康斩杀了他们并将首级送回，这是公孙渊家族对朝廷的忠诚表现。而且，这些传闻的真假还无法确定。古代对于边远地区不服从的部落，应该以德治国，而不是轻易出兵，以免劳民伤财。应该给予公孙渊宽恕，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。”后来，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的使者张弥等人，并将首级送回朝廷。刘劭曾经撰写过《赵都赋》，明帝对此大加赞赏，下诏让他撰写《许都赋》和《洛都赋》。当时，朝廷外有战事，内有宫殿建设，刘劭在两篇赋中都进行了讽谏。
青龙年间，吴国围攻合肥。当时，东方的官员和士兵都在休假，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增派中军兵力，并召回休假的将士，等兵力集结后再发起攻击。刘劭认为：“敌军刚刚到达，士气正旺。满宠以少量兵力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，如果贸然进攻，不一定能取胜。满宠请求增兵，并没有错。我认为可以先派遣五千步兵和三千精锐骑兵，先出发，沿途宣扬声势，震慑敌军。骑兵到达合肥后，拉开阵型，多设旗帜和鼓号，在城下展示兵力，引诱敌军出城，切断他们的退路，控制他们的粮道。敌军听说大军到来，骑兵切断了他们的后路，一定会惊慌失措，不战而退。”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当援军到达合肥时，敌军果然撤退了。
当时，皇帝下诏广泛征求贤才。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：“我看到散骑常侍刘劭，忠诚深思，通晓各种学问。他所涉及的领域，源远流长。因此，各种人才，无论大小，都从他的学问中吸取共同点并加以借鉴。因此，性格诚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正直，清静的人仰慕他的谦虚退让，文学之士赞赏他的详细严谨，法理之士明白他的条理清晰，有思想的人知道他的深沉坚定，文章之士喜爱他的着论和文辞，制度之士看重他的治理和简化，策谋之士称赞他的明智和洞察力。所有这些观点，都是根据自己的长处来评价他的。我多次聆听他的清谈，阅读他的笃论，经过多年的学习，越来越佩服他，认为他是朝廷中罕见的人才。像这样的人，应该辅佐国家大事，为国家出谋划策，与国家共同繁荣，不是世俗之人所能常有的。希望陛下给予他充分的倾听机会，让他在清闲之时，能够畅所欲言，那么他的德行和智慧将会上达天听，光辉日益照耀。”臣松之认为，一般来说，推荐他人时，大多会用过分夸赞的言辞，能保持中立的或许很少。夏侯惠称赞刘劭“谦虚退让”和“明智洞察”，有些言过其实。
在景初年间，刘劭奉命制定了一套官员考核制度，即《都官考课》。他上书说：“官员的考核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，然而历代以来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一制度，导致治理的法则缺失，官员的才能和能力混杂不清。陛下以圣明的远见，痛惜国家纲纪的松弛，通过内省和外诏来推动改革。我深受陛下恩宠，得以承担这一重任，于是制定了《都官考课》七十二条，还撰写了《说略》一篇。我学识浅薄，实在不足以完美地传达陛下的旨意，确立完善的制度。”他还主张应该制定礼仪和音乐，以改变社会风气，撰写了《乐论》十四篇，但这些制度和着作在他完成之前，明帝去世，因此未能实施。到了正始年间，刘劭致力于讲学，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他一生着述丰富，包括《法论》《人物志》等，总计一百余篇。他去世后，被追赠为光禄勋。他的儿子刘琳继承了他的爵位。与刘劭同时代的东海人缪袭，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，着述颇丰，官至尚书、光禄勋。
缪袭的好友仲长统，山阳人，汉末担任尚书郎，但英年早逝。他着有《昌言》，文辞优美，值得一读。缪袭在为《昌言》作序时提到，仲长统字公理，自幼好学，广泛涉猎各类书籍，文辞丰富。他二十多岁时，游历青、徐、并、冀等地，与他交往的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。并州刺史高干素有名望，招揽了许多四方游士。仲长统拜访高干时，高干热情接待，并向他请教世事。仲长统对高干说：“您有雄心壮志，但却缺乏雄才大略，喜好人才却不能善于选择，这是我为您深感忧虑的。”高干自视甚高，没有采纳仲长统的建议。仲长统离开后不久，高干果然失败了。并州和冀州的士人因此更加认可仲长统的见识。大司农常林与仲长统同在上党任职，他认为仲长统性格豪放，敢于直言，不拘小节。每当郡里征召他时，他总是以生病为由拒绝。他言行无常，当时有人甚至认为他有些疯狂。汉帝在许昌时，尚书令荀彧掌管中枢机要，喜好人才，善于发现奇才。他听说了仲长统的名声后，推荐他担任尚书郎。后来，仲长统参与了太祖的军事事务，之后又回到尚书郎的职位。他在延康元年去世，享年四十多岁。仲长统常常讨论古今世俗的事务，每当他感慨叹息时，就会写成一篇论述，名为《昌言》，共有二十四篇。
散骑常侍、陈留人苏林，博学多才，对古今文字有深入的研究。他在建安年间担任五官将文学，受到礼遇。黄初年间，他担任博士给事中。文帝在《典论》中提到的苏林就是他。他年老后退休在家，朝廷经常派人去探望他，多次给予赏赐。他活到了八十多岁。
光禄大夫、京兆人韦诞，字仲将，是太仆韦端的儿子。他有文学才华，擅长撰写辞章。建安年间，他担任郡里的上计吏，被特拜为郎中，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、中书监。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辞去职位，七十五岁在家中去世。最初，邯郸淳、卫觊和韦诞都以书法闻名。卫觊的孙子卫恒撰写了《四体书势》，其中提到：
古文：自秦朝使用篆书，焚烧了先秦的经典，古文因此失传。汉武帝时期，鲁恭王破坏了孔子的宅邸，发现了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古文经典。当时的人已经不认识古文，称之为“科斗书”。这些古文被汉朝秘藏，很少有人能看到。魏朝初期，能够传承古文的人只有邯郸淳。卫觊临摹了邯郸淳的《尚书》，后来拿给邯郸淳看，邯郸淳却分辨不出。到了正始年间，立了三字石经，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书法风格。因为“科斗书”的名字，人们开始模仿它的写法。太康元年，汲县的百姓盗掘了魏襄王的墓，发现了十几万字的竹简。对照卫觊的书法，还能看出一些相似之处。
篆书：秦朝时，李斯以篆书闻名，许多山上的铭文和铜人的铭文都是他的作品。汉朝建初年间，扶风人曹喜的篆书与李斯略有不同，但也堪称一绝。邯郸淳师从曹喜，掌握了其精髓。韦诞师从邯郸淳，但未能完全达到他的水平。太和年间，韦诞担任武都太守，因擅长书法被留在朝廷担任侍中。魏朝的宝器铭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笔。汉朝末年，蔡邕吸收了李斯和曹喜的书法风格，创造了古今杂形的字体，但在精细和简洁方面不如邯郸淳。
隶书：其相关内容已在武纪中简要提及。又说：“师宜官擅长写大字，邯郸淳擅长写小字。梁鹄认为邯郸淳掌握了次仲的书法技法，然而梁鹄的用笔已经充分发挥了其书法的气势。”
草书：汉朝兴起后出现了草书，但不知其作者是谁。到了章帝时期，齐相杜度以擅长草书着称。后来的崔瑗、崔寔也以草书闻名。杜氏的草书结字较为安稳，但书体略显瘦弱；崔氏的草书笔势很好，但结字稍显疏松。弘农人张伯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进技艺。他家中的衣帛，必定先书写后再漂洗，他在池边学习书法，池水都被染黑了。他下笔必定遵循规范，被称为“怱怱不暇草”，寸纸都不会浪费，至今世人仍然珍视他的作品，韦仲将称他为“草圣”。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，仅次于张伯英。还有姜孟颍、梁孔达、田彦和以及韦仲将等人，都是张伯英的弟子，在世上颇有名气，但都比不上张文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