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32年3月·东宁联邦

滨海广场的阳光在大理石地面上泛起阵阵热浪，空气里充满纸张、汗水与高频呐喊的混合味。他们没有政党旗帜，只有愤怒、洞察，以及对“公平选举制度”的一场结构性复盘。

“废除集选区制度！”

“我们要真正的投票，而不是打包投降！”

“年轻人的未来，不该成为权力垄断的延伸项目！”

他们是程序员，是年轻公务员，是海外回来的学生，是被房地产市场锁死的白领。他们不是工具，他们是被系统格式化的一代，开始尝试反向编程。

一篇推文以数字代码般的速度裂变于网络——《废除集选区制，恢复单选区制》，72小时内登上全球社交平台热搜榜，文字用冷静、精准、法律式结构列出三项关键问题——

选区划分的非公开操作：选区地图重绘非公开透明，改革派选票被系统性削弱。

强制“团队投票机制”：个体支持被整合进集体意志，真实选择权失效。

制度性压制新党生存空间：小党与独立候选人无制度入场机制，民主等于装饰。

这是制度语言的反叛者，用逻辑与数据拆解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叙述框架。

当晚，滨海线地铁站外，近万人聚集，没有舞台，没有喇叭，只有人声与投影。大屏幕上滚动播放集选区制度的演化轨迹与票权封锁结构，房价上涨与实际收入差距图表，马来与印尼青年的制度改革成功经验。

屏幕最后一句：“我们是在质疑算法。”

这一夜，东宁的青年一代完成了一次身份转型。从被告知“安稳”的合约签署者，转为结构不服从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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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曦透过落地窗斜洒进总理府会议厅，照亮那张条理井然的深褐会议桌，桌边坐满了东宁的掌权者，内阁成员们脸色沉重，言辞谨慎。

内政部长低声读着一份密件：“该行动已扩展至五个地铁节点，网络舆论支持率突破62%，其中大量加速扩散由海外服务器推动。迹象表明，议题正在进入国际平台的‘治理议程’。”

总理李志恒缓缓放下文件，脸色铁青，语气冷冽：“这是一次被包装成民意的入侵。”

财政部长立即响应，语速极快：“必须定性为境外干预。若不建立合法性防线，国际资本将持续抽离，我们的治理结构将面临连锁信任瓦解。”

内政部长眼神如刀：“我们不只是要回应抗议，而要重新夺回叙事权。”